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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培勇:建立与供给侧结构改革相匹配的宏观调控体系

近年来,中国宏观调控体系经历并正在经历一系列前所未有的重大变化,从2013年提出“三阶段叠加”,到2014年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个新的发展理念确立,到2014年做出推进供给方面结构改革的重大决策, 2016年供应方面的结构性改革将进一步深化,届时党的第19次代表大会将制定建设现代经济体系的战略计划。

新形势判断过去,我们对经济形势的判断是基于周期性因素和总体因素。

经济不是周期性下降就是周期性过热。

下降和过热的原因也归因于总需求和总供给之间的不平衡:经济下降是由总需求小于总供给造成的;经济过热是由总需求超过总供给造成的。

这就是经济循环前进的方式。

然而,随着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主要基于周期性和聚集性因素的分析日益凸显其局限性。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目前,我国经济运行面临的突出矛盾和问题,虽然有周期性和聚集性因素,但根源在于重大结构性失衡。

“既然突出的矛盾和问题不再是周期性和总量性因素,根本原因在于主要结构性失衡造成的经济流通不良,那么周期性波动和总量供需失衡等“急性病”就不是主要问题。

相反,它是一种“慢性病”,表现为一系列重大结构失衡,如产业结构失衡和区域发展失衡。

新的发展理念我们过去的经济发展理念要么着眼于经济总量,要么着眼于增长率。

国内生产总值的快速和缓慢增长往往被视为判断经济形势好坏的唯一标准。

增长率越快,情况越好。缓慢的增长率意味着形势不好。

更快的增长意味着更好的结果。如果增长率较慢,工作就有问题。

提出国内生产总值的规模和速度指数,追求高速增长,用国内生产总值谈论英雄,这是世界各地的普遍现象。

然而,面对中国经济从高速增长阶段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的历史性转变,我们当前的经济发展理念与此不同。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调整经济工作的理念、思路和重点”发展必须科学,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观必须坚定不移地贯彻落实”应该努力实现更高质量、更高效、更公平和更可持续的发展.”

由于经济发展的方向已经从广泛的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的发展,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不能成为评价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的唯一尺度。

我们不仅要引进质量和效益指标,而且要把它们作为我们工作的重点。

由于目标是实现更高质量、更高效、更公平和更可持续的发展,实施短期经济增长刺激政策和透支未来增长不再是我们关注的选择。

相反,它的目标是“落实新的发展观,建设现代经济体系”,引导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坚持质量第一、效益优先的原则,把重点和重点转移到提高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上来。

新政策主线以前宏观经济政策的主要线索是需求管理——以需求方为基础,密切关注需求。随着经济的周期性波动和总需求的增减,基于短期稳定性的“套期保值”反向调整得以实施。

当经济下滑,总需求不足时,将实施扩大总需求的操作。每当经济过热,总需求过剩时,总需求就会收紧。

可以说,在中国,经过近40年的改革开放,就连非经济专业人士也可以说一两句话,甚至像常见的针对社会总需求的可伸缩管理方法一样耳熟能详。

然而,目前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的主要线索是供给方面的结构改革。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中央提出推进供给侧结构改革,是对中国经济发展思路的重大调整,是在全面分析世界经济长周期和中国经济发展新常态的基础上提出的。

推进供给方面的结构改革应该是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经济发展和经济工作的主线。

由于宏观经济政策的立场已经从需求方转向供应方,尽管其发电目标不排除需求,但主战场已经让位于供应方。

着力激发经济增长活力,努力实现新的供需动态平衡是基本出发点。

目前,宏观经济政策的重点是解决结构性问题,而不是总量性问题。虽然其操作方法不排除总需求的收集和提取,但其主要攻击方向已经让位于结构调整,短期“对冲”反向操作不再是其主要选择。宏观经济政策的主要目标是提高供应质量和优化供应结构。虽然周期性波动和总需求不平衡等“急性病”仍需纳入治疗范围,但以产业结构不平衡和区域发展不平衡等一系列重大结构性不平衡为代表的“慢性病”无疑是治疗的重中之重。

促进经济发展的质量变化、效率变化和动力变化是重点。

过去,在新的政策方法中实施宏观调控主要是基于或体现在政策层面的操作上——通过各种政策安排来实现宏观调控的目标。

这显然符合主要基于周期性因素和总因素的形势判断。

如前所述,总供求周期性波动和不平衡引起的矛盾和问题通常被视为“急性病”。

主要方法是通过短期反向操作进行“对冲”。

这种操作可以在不影响系统和机制的情况下在策略级别完成。

但是,我们目前进行的宏观调控必须超越政策运行的限制,延伸到制度和机制层面——主要依靠改革,巧妙地将政策调整与制度安排结合起来。

这直接关系到我们对经济形势判断的深刻变化。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供给方面结构性矛盾的原因是要素配置的扭曲,这是体制和机制的障碍”,其根本途径是深化改革。

我们面临的突出矛盾和问题已经从严重失衡转变为结构失衡,“急性病”已经让位于“慢性病”。那么,短期“套期保值”反向操作将不再像以前那样有效,只能专注于结构性失衡,同时继续纠正供求总量失衡。

供给方结构性矛盾的根本原因在于制度障碍、市场未能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以及政府未能发挥应有作用。

鉴于这些体制障碍,我们只能深化体制机制改革。

在以供给侧结构改革为宏观经济政策主线的同时,根本途径是通过改革突破体制障碍,通过推进各项基本改革为供给侧结构改革创造条件。

观念、观念和战略的全面转变,可以清楚地看到中国已经进入了一个新时代,我们面临的宏观经济环境与过去大相径庭。以新的发展观为指导,以供给侧结构改革为主线,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的宏观调控体系初步建立。

该系统的突出特点是:不仅注重发展规模,而且更加注重发展质量;不仅注重短期监管,更注重持续增长的驱动力。不仅注重需求侧总量,而且更加注重供给侧结构优化。它不仅基于政策层面的运作,还取决于改革行动的实施。

认识到经济发展的新常态与经济发展的旧常态大相径庭,新发展观与旧发展观大相径庭,供给方面的结构改革与需求管理大相径庭。此外,鉴于已发生变化的突出矛盾和问题,其运作背景和运作机制与以往大不相同。目前一个亟待关注和预防的问题是“新瓶装旧酒”——坚持惯性思维面对新形势,重复传统做法处理新问题。

因此,我们面前一项极其重要而紧迫的任务是全面而系统地转变通常的观念、思想和战略,以新的观念、新的观念和新的战略推动和深化供给侧结构改革,建立和完善与供给侧结构改革相适应的宏观调控体系。

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找到一种与过去完全不同的新的经济工作方式。

按照新时代的要求,努力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变增长动力,进而建立现代经济体系,将更好地满足人民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领域日益增长的需求,更好地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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